济南二中忆旧故乡济南忆旧系列之九

作者：鲁安（初十九级五班校友）

济南二中老照片

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校到一九七零年夏秋之交离开山东省济南第二中学，我在正觉寺街的母校度过了八年的寒暑春秋。“岁华何攸忽，年少不须臾”，倒不是自己功课差，留了级，而是赶上了非常特别的，那个使人心酸的时代。

整整八年的美好时光啊，也就是一个真正初中文化的水准。正因为如此，才有更多的令人难忘的往事。

踏着正觉寺街青石板路，进入省立济南二中的大门，是一个往上走的斜坡。象登山一样，要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能看到宽阔的大操场，也就告诉我们，学习必须日日新，前景才广阔。走在长长的石头路面甬道斜坡上，似乎穿过了时光隧道，进入学校初办时期的民国时代。

右侧是石头台阶的音乐教室，左侧是学校石头砌起的大礼堂，当我在70年代末期，成为中国科学院文革后首批博士研究生，在古生物所求学的时候，求学和工作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旧址，看到蔡元培先生在大青石上的“中央研究院奠基纪念基石”的题词，不知为何总让我时时回忆起母校的这条长长的甬道，冥冥中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具有长廊的济南二中老教室

一步一步走到甬道的尽头，眼界便豁然开阔起来。大操场到了，二中的大操场，有四个篮球场大，四个篮球场被米的长椭圆形跑道所围绕，这是我们学子做课间操和上体育课的地方。沿着跑道东侧的石子路缓行，似乎听到我们课间操同学们的喧闹声以及随着广播大喇叭的音乐和‘1，2，3，4......’的节奏，在阳光下，同学们集体作操的情景。

我们班级的高杰，魏新民，葛宝来等都是篮球高手，时不时脑海里还会出现贾老师和我们上体育课，教我们三步上篮的动作，更多的还是满就满老师围着大操场长跑，情景历历在目。记得年回国的时候，老校友鲍诚一特别带我到劝业场，去寻找满老师的旧居，探寻他和他的女儿们，可惜人去搂空，老邻居们表示，他们住的地方，很快也就拆迁了。

济南二中初19级5班男同学四杰，左至右分别为前排李新民，魏新民，后排高杰，张昌亮

大操场的东侧，是一溜青石到窗，青砖到顶的瓦房，门窗一侧有宽一米多的走廊，典型的清末民初的建筑风格。这是我们的图书馆藏书的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却是我们莘莘学子们每天梦寐以求的地方。记不得每周有那几天可以借书了，但心里总是对这里充满了憧憬。

除了图书馆，我们充满了憧憬，还有一个地方，我是一定要驻足的，那就是读报亭。

母校的读报亭，很是别具一格。它其实是半边亭，靠在青石瓦房的山墙上，半边亭，木地板，亭子的四根柱子，组成等腰梯形，在梯形的中间，有双层的玻璃框，当天的各种报纸，就夹在玻璃框里面，两面都可以看，供大家阅读。

济南二中初19级五班同学分别留念，自左至右分别为曹代英，刘淑梅，王树林，周学琴，周佩珠

那时侯的参考消息，是内部读物，一般人是不能够看的，不过，时不时的，我们在读报亭内，可以看到小开张的参考，想来还是很感恩当时的学校领导，董策先生和老红军徐校长，教务主任李树源先生，以及彭兴沛先生。在读报亭的对面，一溜平房，就是教务处，和团委等学校的办公房，在这溜房屋面向西的山墙上，有一块水泥黑板，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应该说，留下的印象，可以说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咸。

我们二中射击队获得济南市冠军的喜报，就是在这块黑板上，向二中的师生们宣布的，我当时是济南二中射击队的队长，成员中记得有高中部的徐刚，刘楠，殷菊莉，还有初中部的同学，初20级的几位小弟小妹。射击队的生活让人羡慕，也充满了欢乐，除了我们获得过冠军，在体育场的运动会上，也露过脸，一声令下，枪声响起，作靶的五颜六色的气球便应声破碎，这是甜。

初十九级五班梅大鹏同学

还有酸，也就是在这块黑板上，宣布了使人心酸的时代的开始。

记得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们已经考完了毕业考试，准备升学考试，正是在这个时候，黑板上刊登出停课闹革命的通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通知”；紧接着，从这块黑板上开始，到墙壁上，甚至临时搭起的草席墙上，学校到处贴满了大字报。

回忆大字报的事情，让人心里真苦。

运动一开始，是发动学生们斗争当权派，也就是学校的领导，包括校长徐平石，党支部书记董策，团委彭书记，李树源教导主任。后来就发展为成为斗争老师，包括政治老师傅瑞藻，语文老师甘维城，历史老师赵芝训，数学老师李景宽，地理老师杨芳斋，英伟老师李奇瑞等。

还有书法龙飞凤舞的的陶冶我老师，文章文采一流的宋家庚等老师。总之都可以按上任何一顶大帽子，逐一批斗，全面开花，无一幸免；再逐渐发展下去，就演变成为学生斗学生，在学生中找小反革命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进入夏季之后，随着气温的升高，阶级斗争的调门也随着调高了。血统论的恐怖伴随着抄家，济南二中是一片萧杀之气。红卫兵们走出校门，杀向社会，瑞蚨祥的大牌子拆了，烧了，很多历史文物在烟火中成为灰烬……

十九级五班老同学高杰作品

总之就是一个斗字。

无端的斗争，莫名其妙的借口，让人看到人们内心真正的丑陋，不过世界上，还是有厚道好心人，看到我们无助，帮助我们走出去，二中长征队组织者高中生田文虎就是一条汉子。

我们这些人，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只能参加红外围。记得我们长征队的全称是济南二中红军战校东方红长征队，它应该是济南市规模最大的一支徒步串联的队伍，由多人组成，这支队伍不仅有二中各个年级的同学参加，还有校外远从广州的小伙伴参加，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了罢。在济南中学的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绝后的。

这支长征队，计划集体乘火车到长沙，从长沙步行到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从韶山到井冈山，经过井冈山抵达瑞金，而后由瑞金沿着当年红军路线，重走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最后目标是当年革命的圣地陕北延安。

就是这样懵里懵懂的参加了新的步行长征。

十九级五班老同学高杰作品

济南二中长征队离开济南之前，校领导刘春光先生还给我们举行了授旗仪式，一般都穿黄色军装，带上红底黄字的鲜艳的袖标，一声令下，我们浩浩荡荡，离开二中校门出发了。

记得当年我们从济南老火车站启程，然后路经徐州站西行，在郑州站转车，再乘京广线到长沙。

当时正处在文革串联的高潮期，上火车难，下火车更难；到处串联的大中小学学生把每一节车厢都挤得不能再挤了，火车座椅下，行李架上，甚至走廊上，厕所里，除了人就是人，正常的上下火车更是难上加难。

十九级五班老同学高杰作品

转车时上不了车，大部队无法顺利集体前行，很自然，上车人和下车人会发生冲突，有时候顾不上，就在火车的车窗里上车下车，不仅非常危险，而且容易造成严重冲突，记得在徐州火车站，我们这批济南“战士”差一点和别的乘客发生“战事”，多亏了队长田文虎先生的从中调解，才化险为夷。

在这种难上加难的情况之下，田文虎队长还代表长征队收留了由广州到北京串联，在火车站被冲散的广东学生任XX，通过她的介绍，队伍里还增加了当年只有12岁的广东小弟弟温锐，我们都称他们为“小广东”。

从韶山步行长征开始，又黑又瘦的12岁的广东小弟弟温瑞，就没有落下过一步。只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到达瑞金时，传来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再加上发生在年冬天的那场流行性脑膜炎，给年轻的孩子们大串联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威胁，我们匆匆乘汽车由瑞金赶到赣州，经赣州到福建三明，跨三明到鹰潭，由鹰潭经京沪广线返回济南。12岁的小温锐也是瘟疫中招者之一，好在田文虎赶忙把他送到上海，经过治疗痊愈了。

我返回济南的第三天，也是突然高烧不退，经过流行病学的调查，也怀疑被染上了瘟疫，被父母紧急送往省立二院传染病房隔离治疗，好在不是流脑，经过三天的打针吃药，烧退了，出院了，医院的大门，便斜对着广智院博物馆的大门。好在我们都健康幸运的回到了母校；然而济南二中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学校萧条了，不再上课，我却越发怀念教过我的二中老师们。

十九级五班老同学高杰作品

师恩重于山。济南有句老话，“淡中出味有咸盐”，老师颇有风格的讲课就是那出味的咸盐。杨芳斋老师的地理课是我最爱上的课程，不知道是否就是他的课，决定了我半生从事的事业。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阴阳顿挫，字字无废，“大珠小珠落玉盘”。杨老师讲课，不用讲稿，完全凭他渊博的知识，在课堂上挥洒自如。中国的地理，在他讲来，就如自己的孩子和那样熟悉，宝成线，成渝线上的每一个站名，历史掌故，他都有很多的故事，乃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都已经融化到地理课中。

十九级五班老同学高杰作品

当我一九七四年到四川求学的时候，乘坐宝成线，过广元，经什邡，临简阳，达成都，都会记起杨老师，回忆起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情景。

赵芝训老师也是我最崇敬的老师之一。赵老师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人很慈祥。教我们历史课，她声音高亢，充满爱国主义的情操，让人难以忘怀。记得十年前，母校80周年大庆，赵老师还记得我这个学生，当时我在美国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通过电话，还是她那高亢奋进的声音，笑声朗朗，极富感染力，从声音上，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古稀的老人，继续为母校做着无私的奉献。

我们那时侯的外语，初中三年学的英文，胡老师任教，名字记不清楚了。似乎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和二中学生集体住宿的宿舍不远，我常常去他那里请教，无论何时，他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给我答案。记得有一次，和同伴栾挺一起去胡老师那里，还碰到过同学徐伯英，她是我们校长老红军徐平石的女儿，校长还请我们到他家聊天呢。

当然，在老师当中，和我最亲近的还是我们的班主任甘维城老师。

本文作者鲁安书法作品

甘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就来到济南二中；来到二中，就作了我们的班主任，而且一做三年。直到文革，如果把后来的高中时间算上，应该也是八年时间了，和我们结下很深的师生情意。后来，他作了我们母校的校长，也是众望所归。

首先是他的为人师表，做人楷模。他的表帅作用，就是诚，对学生真诚，对教育事业忠诚，对工作诚恳。我们这个班，其实是19级5班、6班的组合体，搞好也并不容易。甘老师毕业就来到二中当我们的班主任，年龄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也算是个“孩子王”，或“孩子头”。我把他视为兄长，“兄友弟恭”。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还有从农村转来的，有干部子女，也有来自回民区大杂院的孩子，还有来自比较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甘老师对学生的诚，就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大小眼”。

我们初中的三年，班风颇正，和班主任有着很大的关系；即使在文革中，在那么险恶的环境中，他总是处处保护他的兄弟姐妹，千方百计的不要让他的学生受到心灵上的伤害。他总是用“温良恭俭让”的态度，平和的对待发生的一切。

要知道，这些都发生在那样的非常时期，过来的人都晓得，甘老师的做法，很是难得，更属不易。前些年，有机会和我们的班长陆民华在青岛聊天，她也和我有同感，还说有机会到济南，一起去拜见恩师。

我们班的晋葆良同学，受惠于家传，诗书画作具佳，他的大字习作，常常为我们做临摹。甘老师就鼓励我们虚心向他学习。

梅大鹏同学，是后来从云南转来的学生，插班到我们这里，葛宝来同学是从胶东转来的同学，他们开始到济南，都有一定的口音，甘老师多次教育我们，要“海纳百川”，不要耻笑别人的口音，要相互尊重，以诚待人，后来，梅大鹏成为我在班里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无话不谈。可惜的是，后来在一次工作事故中去世，以身殉职，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确定同班中继续从事教育事业的同学有席庆芝，刘淑梅，杨延桢等，其他熟悉的名字如高杰，陶家侃，曹代英，周学琴，朱秀强，路雯，何新铭，高东博，白文熙，栾挺等。分别四十年，鲜有联络，更无重逢；拜现代高科技通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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